中国的太极文化
一般我们都认为，“太极”文化是阴阳文化，阴阳相衍相生（也称相交相克），属“矛盾”斗争统一的关系，“阴阳”两极，再生“四象”，生“八卦”、八八六十四卦，通天下万物。
太极阴阳双鱼图绝妙形象地表现出阴与阳和谐统一的关系。
两种对应的东西，无限和谐地共处于一个圆中，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。
世界由阴与阳组成；
……
“太极”的意思是“至极”，万事万物之极端之绝对源头。
这种文化精神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“二极”思维与“共生”思想，“二极”思想是：非白即黑、非敌即友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便要反对。非左即右，非右即左，宁为瓦碎，不为玉全，宁可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。
而“共生共存”的思想则是有对恶的隐忍，大善之中共生着大恶，大善与大恶共存于一个整体之中，祸福相倚变。
首先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，一个帝王（“天子”）代表天的意志，管治万民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所以整个封建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，上有皇恩浩荡，下有庶民拥戴，天有风调雨顺，地有五谷丰登，鸡鸣狗吠，万物祥宁，异帮来朝，泽被四海，看起来就应该是个“和谐社会”的理想结构，把一个国变成一个家，由天子来统管国家全部财产，他岂有不爱惜之理？国破了，他的家也就亡了。
可以说，封建社会模式是一个“大善”的模式，它的主体精神支持是孔孟思想，自秦至明甚至清，凡受过孔孟思想熏陶浸染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这种社会结构不合理，陈胜名言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他质疑的是“天子”与贵族们的天然地位，他并没有怀疑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，中国所有的农民起义指向的都是昏君，没有一次是指向政权模式的（直到孙中山改变了这一态势）。
如果存在文化“基因”的话，“太极”思维就是我们的文化“基因”，而杨振宁先生所说的“《易经》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”，指的是易经的思维模式就是“命定”了不能“推演”出科学发明的思维与科学学科的建立，感悟式思维（格物致知）就是“缘木求鱼”，“文化基因”导致了科学的不可能诞生，进一步说，是《论语》的儒家思维模式（也可以说是一种“文化基因”）阻碍了中国民主化、自由化、科学化进程，当西方由封建社会蜕变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，中国人仍然在儒家的思维空间里苦苦挣扎，“论语”思维是科学、民主、自由基因缺失的思维，因为它的价值指向是人的道德、是社会和谐，而非指向个人自由权利与科学发明。这种“基因”的缺失最终导致了近代国家的腐朽、没落、衰亡的命运，这是“文化基因”命定的！就像当代医学对胎儿基因鉴定一样，如果胎儿DNA基因链中有断裂、缺失现象，胎儿出生后必然会产生某些疾病。
封建制度是一个“温暖”的、家庭责任制的、以家为国的制度，就像基督教所宣扬的那样，四海皆兄弟，封建制度一国一个家，应该是其乐融融的，但就在这个一个几千年的家庭中，滋生出无限的腐败与对人性极尽的摧残。这种制度，把皇帝定为天子，定为万岁，把官僚定为“父母官”，把人民定为“子民”，皇帝代表天，天下一个家，有父母有儿女，应该是“子民满堂”其乐融融啊，最后怎么会腐朽成那样呢，“大爱”之中蕴藏着至极的“大恨”，不共戴天，“太极”之爱衍出“太极”之恨。
太极生两仪、四象、八卦……看起来数字在增长，但没有质的变化，“太极”不是立体的，它在一个平面上循环互生互克互转换，永远超脱不了这个太极之环（圈）！这是我们文化的宿命与悲哀。我们当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诸多问题，在无限重复地思想变革又在复归中重新面临一样的问题，我们总在重复解决同样的问题。
最典型的人物是毛泽东，一个新中国的缔造者，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，人民的幸福与人民的苦难都在他手掌手背上转换，一部份感恩其“阳”的一面，一部分人声讨其“阴”的一面，大善大恶无迹混融如太极图一样，形成他完整的人格体系与价值体系，无论是三七开还是五五开，都是因善致恶，以恶致善，善的动机造成恶的结果（文革），“恶”的行为（暴力）带来善的社会（新中国）。
而当代中国教育又是一个典型案例，一个家庭为了逼孩子成才，竞可以用暴力将孩子置于死地，而整个当代中国教育已经对无数青少年形成“软暴力”，教育在塑造人的同时，又在摧残人，大善与大恶完美地共存在现有体制之中，无法分解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……
我们看到这种“基因”的裂变，它潜存在我们一切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中，它使我们的文化、文明美丽而丑陋、极善又极恶，我们沉浸其中，不能自拔。